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，出现了很多宰相，作为这一优秀群体的一员，魏相并不是很有名的一个，但却是极有特色的一个。他明确地以易学思想辅佐西汉宣帝治国理政，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政绩，从而得以青史留名。

        魏相，字弱翁，济阴定陶（今山东定陶西北）人。他于地节三年（公元前67年）为相，直至神爵三年（前59年）去世为止，共“视事九岁”（《汉书•魏相传》，下文所引若无具体说明，皆出自此传），是汉宣帝朝的第二任宰相，也是宣帝铲除霍氏家族之乱后开始亲政的第一位宰相。魏相为相期间，正处于宣帝一朝各项制度的创制、完善阶段，作为宰相，政事之艰巨、繁重可想而知，不过魏相很好地胜任了这一工作。史载“宣帝始亲万机，厉精为治，练群臣，核名实，而相（魏相）总领众职，甚称上意。”

         魏相“少学《易》”，“明《易经》，有师法”，这为他以后以易学思想治国打下了良好的学术基础。他本人也以学《易》精明，“为郡卒史，举贤良”，从而走上政治道路的，可谓与易学结下了不解之缘。魏相辅佐宣帝治理国家，主要是采用了《周易》中的“阴阳和谐，天人合一”的思想。《周易•系辞下》有“一阴一阳之谓道”语，“阴阳和谐、阴阳和合”是《周易》思想的本质和精神内核，而魏相正抓住了这一思想的精髓。魏相曾说：“天地变化，必由阴阳。”“阴阳者，王事之本，群生之命，自古圣贤未有不由之也。”把阴阳和谐提高到了至尊至高至圣的地位。确实，他的一切政治理念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本于阴阳。比如，元康年间（前65—前62年），匈奴派兵攻打车师迟迟不能下，于是宣帝和群臣商议是否利用这个机会削弱匈奴。许多大臣都主张出兵，而魏相不赞成，他说：“救乱诛暴谓之义兵，兵义者王；敌加于己不得已而用之，谓之应兵，兵应者胜；争恨小故，不忍愤怒者，谓之忿兵，兵忿者败；利人土地货宝者，谓之贪兵，兵贪者破；恃国家之大，矜人民之众，谓之骄兵，兵骄者灭。”接着话题一转说，“此五者，非但人事，乃天道也。”把不同意出兵的理由最终归结于会“伤阴阳之和也”，而不是从战争本身的胜负和人力物力耗费的角度来立论。根据阴阳和合的思想，他进一步阐发说，“出兵虽胜，犹有后忧，恐灾害之变因此以生。今郡国守相多不实选，风俗尤薄，水旱不时。……今左右不忧此，乃欲发兵报纤介之忿于远夷，殆孔子所谓‘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’也。”把思考问题的重心放在国家内部的建设上，着重于政治、经济制度的建设和完善。应该说，这种分析是很有道理的。经过武帝多年对外战争的巨大消耗，国家疲弊，人民厌战。虽经昭帝朝的恢复，国家的经济基础仍很薄弱。宣帝初年，国家的主要任务还应是继续发展经济，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生产力，安抚农民，而不是进行新的战争。所以，宣帝采纳了他的建议，“从其言而止”。

        此外，魏相还“数表采《易阴阳》及《明堂月令》”来建言献策。比如他直接引用《周易•豫》卦象辞说：臣闻《易》曰：“天地以顺动，故日月不过，四时不忒；圣王以顺动，故刑罚清而民服。”以此来劝勉宣帝遵守自然界的规律，不要大兴功利，穷一己之欲。这个建议是符合当时社会应该休养生息、与民休息的社会现实的。

        具体说来，魏相所理解的阴阳和谐、和合主要是指自然界的“日月光明，风雨时节，寒暑调和”。只有这三者具备、和序了，国家才会“灾害不生，五谷熟，丝麻遂，草木茂，鸟兽蕃，民不夭疾，衣食有余。……君尊民说，上下亡怨，政教不违，礼让可兴。”如若不然，“则伤农桑；农桑伤，则民饥寒；饥寒在身，则亡廉耻，寇贼*宄所由生也。”鉴于这种危害性和可怕的后果，他力劝宣帝要“动静以道，奉顺阴阳”。另外，他还建议宣帝“选明经通知阴阳者四人，各主一时，……以和阴阳。”如此，则“天下幸甚”。

        如果单从以上这些来看的话，我们不免会认为魏相迂阔，有点把《周易》思想教条化、绝对化的倾向。但是，再看到魏相往往借此把问题引到民生、引到国家迫切解决的问题上来，并进而提出切实可行的详细的方案与政策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佩服他的务实、重民与亲民了。比如，他多次劝勉宣帝“垂意黎庶，忧水旱之灾，为民贫穷发仓廪，赈乏饿”。每当看到百姓“背本趋末，或有饥寒之色”的时候，他则认为自己“罪当万死”，深切地表达了他的爱民之心。为此，他曾“昧死奏故事诏书凡二十三事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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